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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十分pk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2 11:41:3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护工在为陈怡的母亲洗脸。新京报记者 张胜坡 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今年1月,她来北京找到了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杨艺。来天坛医院之前,杨艺在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工作,该科室以植物人促醒治疗著称,科室主任何江弘自2010年组建了促醒专业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数情况下,对于植物人及其亲属来说,回归家庭也会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。除了陪护者身心俱疲,护工难寻、费用高昂外,家属和护工都普遍无法应对植物人的一些医疗护理问题。北大国际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护士长杨燕君说,平时,家属想给植物人换根胃管可能都需要带着病人跑到医院,而这本来是社区医疗机构可以解决的事情。但是现有环境下,社区医护人员可能不具备这方面能力,而且他们上门提供医疗服务报酬微薄,这与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劳动力不成正比,因此,社区医疗机构出于综合考量不愿做这类事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安养一个植物人,就是安抚一个家庭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月30日,孟红带着高宁回了上海,她准备让高宁继续在医院做康复治疗,自己则要开始工作,她把退休年龄又延迟了三年,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收入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社会保持联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前所述,埃博拉重灾区几乎都是卫生防疫仰赖外援的不发达国家,具体到刚果金,如今该国境内集中了三种(新冠、埃博拉、麻疹)、四次大规模疫情,说“十万火急”也毫不夸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即使是平稳状态,老人身边也需要两个护工,为她喂食、吸痰、做康复运动、定时翻身叩背。“每晚至少要翻两次身,一天两天还行,时间长了没人受得了这种作息。”陈怡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高宁,跟我碰碰脑门子。”孟红(化名)像一个初为人母的妈妈爱抚婴儿一样,侧身低头柔声说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的遭遇和面临的困境并非孤例,新京报记者从多位植物人亲属处了解到,他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和经济负担,有的人因为治疗无望或经济所迫已经放弃治疗,有的人因为治疗和照护分歧而与亲人反目,有的人则还在苦苦寻觅让亲人苏醒的最后一根稻草,无论哪种情况,只要亲人成了植物人,身心折磨都如影随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大家不是不了解,而是不愿意去了解这个群体。”一位专注于植物人治疗的医生说,植物人大多散落在底层,基本是被放弃的一群人。